长春市建立民盟的地方组织整整六十年，年满花甲了。前三十年往事如烟，民盟在中国知识份子的炼狱里挣扎，后三十年风平浪静，民盟人徜徉在改革开放的春风煦日里，与时俱进，克尽社会主义参政党的职守。 
    我在盟里工作了三十年，最有幸的是结识了众多德高望重的民盟先贤。这是时代大潮中最后的一批大师和精英，每一位身上都洋溢着丰沛的“民国范儿”。他们有真学问，真思想，有责任，敢担当。我真切地看到了他们的风骨和气度。 
    金景芳老先生，中国当代大儒。孔子诞辰2550年纪念大会上，他紧挨国家主席江泽民坐在主席台正中。那年我去拜望他老人家。坐在沙发上，见一七十多岁，满头白发的老太太，依在门边，听我们说话。金老笑笑说：“这是我老闺女，来伺侯我的”。谈话中我见老人家的眼镜只有一只镜片，很觉愕然，老人若无其事地指着眼睛说：“这只眼已经瞎了”，惹得我想笑。说到要去北京见江泽民，我劝先生务必把眼镜配上，还得换一套像样的衣服。他连说：“是、是”。后来央视中见到先生果然戴上了新眼镜，还穿着一套体面的藏青色中山装。 
    说话中，谈到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，老人说：“这种政治制度的核心是和而不同。孔子讲过：‘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’”。人民政协和而不同的思想观点，被李瑞环提出，后又在统一战线广泛宣扬，那已是金老讲此话五年以后的事了。 
    1989年国庆前夕，我去拜望民盟中央副主席关梦觉先生。当时，市场经济大潮汹涌，官倒横行，全民经商。老人是著名的经济学家，信奉陈云的“鸟笼经济”。沉思中对我说：“商品经济这样搞下去，势必在民众中形成强烈的金钱拜物教和商品拜物教，那样离社会主义就越来越远了”。二十几年过去了，关老的忧虑变成了赤裸裸的现实。社会不公，贫富悬殊，官场腐败，道德沦陷，凡此种种弊端，莫不源于信仰的移位和缺失。有评论说，中国是当前世界上最严重的金钱拜物教的国家。 
    “风骨”是中国知识份子的美德。说起来很轻松，但实践起来就不容易了，因为它需要的是一身坚硬的骨头。长春市盟最早的组织者丁克全教授就是这样一个人。先生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生院，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。担任过吉林省回民联合会主席，有一次，我们在回族饭店吃饭，听说他来了，后厨的大师傅都跑过来看望，可见他在回民中的威望。被打成右派后，先生始终不服，直至判刑入狱。其实也算救了他一命，凭他的脾气和秉性，文革中如果在社会上挨批斗，必死于拳脚。七十年代初，市革委会中主抓民族工作的弟兄们，革命革过了头，竟移风易俗，下文件，让回民养猪。当然遭到了回民猛烈的抵制。为煞这股妖风，他们从监狱里提出丁克全批斗，以警效尤。丁先生站在市工人文化宫的大舞台上静听，不知因何又要挨斗。当听到强令回民养猪时，老先生在台上暴跳如雷，大骂造反派，批斗会变成了抗议会。这本来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，但最后不了了之，估计上边终归还有个把懂民族政策的人。 
    文革的高压态势下，丁先生此举是冒着杀头危险的。 
    资深院士，物理学家余瑞璜，文革中遭残酷批斗。有盟员亲眼得见，红卫兵将厕所的纸篓扣在他的头上，因他头大，扣不进去，就举起拖把杆往下猛砸。可叹砸散的铁丝都扎进皮肉，老先生满头鲜血，还要跪在操场上。发配农村，在冰冷的土炕上，先生用小学生的算草本，研究固体与分子经验电子理论，正是欲求科教兴国，虽九死而无一悔。 
    我刚到市盟机关工作时，就听到过这么一个故事，让我感动。 
    盟员谷精厚教授，八十年代初去日本讲学。其父任过伪满民生部，交通部大臣，在日本挚友甚多。这些人都来看望饱经忧患的谷家后代，并送来了可观的慰问金。未料，这个中国的穷小子临行前竟在东京一家最大的饭店，设盛宴招待这些他父亲的老朋友。可汤下面，花光了所有赠款，一文不名地登程回国，让这些个日本的大资产阶级们唏嘘不已。当时我们的月工资仅仅几十元。这不是风骨，实实在在是中国老一代知识份子的傲骨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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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就是这样一些人，就是这样一些事，日积月累，凝聚成中国民主同盟这部灿烂的历史。老先生们穷尽一生，为我们民盟后人构筑了人格、信仰、道德、情操、气度、风骨的高地，让我们永远向上，永不停步。 
    我为是一个民盟人而骄傲！